让理论学习成为精神需求和生存状态

在当前深刻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培养和保持深厚的理论兴趣、强化系统和深入的理论学习，已成为摆在各级领导干部面前的一项重要而又紧迫的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理论学习与党的事业发展的内在统一性，精辟概括了理论武装对于把握历史主动、引领时代前行的决定性意义。

提升学习理论的自觉性

浓厚的理论兴趣，源于对真理的热切渴望和对民族复兴使命的自觉担当，同时也源于对学习理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深刻理解。学习理论的现实意义和针对性，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相互交织激荡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显得尤为突出。

在历史大变局中有效应对和驾驭错综复杂局面、提升执政能力的迫切需要。只有持续深化理论学习，深入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努力提高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才能深刻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大势，有效提高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的能力。

始终保持思想政治上的清醒、坚定理想信念的迫切需要。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严峻的今天，各种理论、思潮、观念竞相涌现，相互碰撞、交融和冲突。只有通过扎实深入的理论学习，努力站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高度，才能始终保持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正确的政治方向。

在充满诱惑和浮躁以及事务繁忙的境遇中保持定力、完善自我和提升思想境界的迫切需要。理论学习能够帮助我们有效地摆脱各种纷扰和跳出日常琐碎事务的局限，从更宏阔的视野和更高远的境界来审视工作与生活，有效抵制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和浮躁之风的侵蚀，在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和自我革新中，实现人生境界的升华。

提高理论思维特别是辩证思维能力

学习理论，深刻理解并准确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运用其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当代中国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除了需要全面深入地了解社会实际，在思想理论层面，最重要的就是要提高理论思维能力特别是辩证思维能力。这是将理论知识转化为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前提。

理论思维是一种超越经验的、本质性的思维。它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基本工具，通过思辨反思，对感性经验材料进行分析和加工，透过现象把握本质，通过偶然揭示必然，从感性具体上升到抽象规定、再从抽象规定上升到思维具体，从而来客观地反映和把握认识对象。因此，理论思维能力是一种具有根本性乃至决定性的思维能力。

在诸多理论思维形式中，辩证思维居于最高层次和核心地位。因此，提高理论思维能力，应着重提高辩证思维能力。黑格尔认为，辩证思维的本质和最重要的方面，“在于从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或者说，在否定的东西中把握肯定的东西。”辩证思维要求我们系统地掌握辩证法及其基本规律，客观地而非主观地、全面地而非片面地、系统地而非零散地、普遍联系和发展地而非孤立和静止地观察事物、分析问题。它坚持矛盾分析这一根本方法，强调抓住矛盾问题的精髓即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在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中把握事物。

理论思维能力并非完全与生俱来，主要依靠后天的系统学习和培训。其中最重要、最有效的途径，是深入学习哲学和哲学史，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理论思维无非是才能方面的一种生来就有的素质。这种才能需要发展和培养，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据此而论，学习哲学和哲学史，特别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成为理论学习的重中之重。

将理论学习内化为健康的生活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应该把学习作为一种追求、一种爱好、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做到好学乐学。”理论学习的目的不仅在于认知层面的“知”，更在于实践层面的“行”，首先在于将其转化为内在的价值追求和自觉的行为习惯，从而成为工作与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一种精神需求和生存状态。

要实现这种内化，必须遵循理论学习的内在规律。理论学习作为一种高度复杂的精神实践活动，有其独有的特殊的内在规律性。这种规律性遵循和体现认识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又具体表现为阅读经典和原著文本所应遵循的若干原则和方法。

忠实于原著，坚持理解和释读的客观性，努力做到思考、理解、视域乃至境界与经典著作所展现的思想、视域和境界相统一。这就决定了阅读和精通经典著作需要多方面相关条件的储备，必定是一个循环往复、循序渐进的过程，切忌浅尝辄止、望文生义、穿凿附会乃至断章取义。东汉史学家班固在其所著《河间献王传》中描述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指的就是刘德在读书和研究时所持的一种注重事实、严谨求真的态度。

保持主体性和充分发挥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通过思辨反思努力实现文本在思维中的复制和再建，做到文本释读与建构相统一。读书是阅读主体与作为阅读对象的文本互动和双向交流的过程，阅读者并不是也不应是完全消极和被动地接受文本所传达的信息，而应是主动参与同文本的对话和交流，努力将文本对象在自己的思维中呈现出来，甚至能够在基于文本思想内容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和有所发挥。古代思想家们强调阅读经典要“以意逆志”“以心相遇”“以心接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注重经典著作文本中重要概念的准确理解和把握，以此为坚实基础去理解和把握文本中的论点、论断和命题，进而去理解和把握文本的整体内涵和基本精神，做到语词的释读与文本要义的理解相统一。清代学者戴震将文本解读的内在结构分解为“离词”“辨言”和“闻道”三个阶次，提出：“凡学始乎离词，中乎辨言，终乎闻道。”这一论述，清晰地揭示和表述了文本释读的内在逻辑。在这一逻辑中，“离词”即对概念、范畴和语词的准确理解和把握，构成了文本解读整体过程的起点、前提和基础。

不仅要重视准确理解和把握经典著作文本的含义，而且要重视揭示文本含义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做到把握文本的含义与把握文本的意义相统一。经典著作不仅含有认知和理论系统，同时也具有价值蕴含。因此，经典著作文本的解读也牵涉两个基本的视角——含义解释与意义解释。这两者既相对分离，又彼此统一。文本所曾具有的历史意义需要阅读者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历史背景去揭示，而文本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则需要阅读者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现实需要来加以阐释和赋予。

在重视经典著作文本内容、含义研究的同时，也要重视对文本所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其所依赖的历史经验的研究，做到文本释读与历史释读相统一。这是因为，从根本上说，经典著作中所含有的理论来源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实践及其历史经验，是一定历史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所以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对文本本身进行孤立的研究。在此方面，我国学者曾明确提出“经史同一”的观点，即经典文本与现实历史在本质上同一，具有某种同一性。王阳明对此的解释是：“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

理论来源于实践，学习理论的终极目的也在于将理论应用于实践，因此，经典著作文本的释读要与领导者的日常工作实践特别是遇到的重大现实问题相结合，与领导者个人的党性锻炼、道德修养和思想境界的提高相结合，做到文本释读与工作和生活实践相统一。将强大的理论力量内化为自身的素质并将其转化为领导工作实践的卓越创造力，无疑是领导干部理论学习应该追寻的目标和至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