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召开至今已经90年了。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纪念遵义会议召开90周年之际，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索遵义会议具有的历史地位、历史内涵和历史启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

关于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党的三个历史决议都作出了郑重的结论。

1945年4月20日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原则审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在贵州省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也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胜利地克服了坚持退却逃跑并实行成立第二党的张国焘路线，挽救了‘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正确地领导了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救亡运动，正确地解决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爆发”。

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2021年11月11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且在这以后使党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可以看出，党的三个历史决议都高度肯定了遵义会议的重要历史地位，但每个历史决议所阐述的具体内容又有所不同，这反映了我们党对遵义会议历史地位认识判断的不断深化。这集中体现在对毛泽东历史贡献的认识上：从“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到“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再到“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是由于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遵义会议后党和红军转危为安、化险为夷，中国革命斗争的局面从被动转向主动，从此中国革命事业就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更大的胜利。

遵义会议的历史内涵

遵义会议的历史内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就是会议本身，广义则是会议涉及的主题和内容，以一个整体去看待，作前展后延，将完成会议的历史使命看作是一个酝酿、发展和完善的历史过程。遵义会议召开前的相关会议是酝酿过程，遵义会议召开后的相关会议是完善过程。

遵义会议召开前的酝酿过程。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党和红军历经多年建立起来的十几块革命根据地，除陕甘革命根据地“硕果仅存”外，全部丢失。湘江战役一役，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减少到3万余人。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党和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和要求改换领导的情绪迅速增长。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逐步改变态度。党中央连续召开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不同思想、观点、意见开始交锋，为遵义会议召开做了充分的准备。

通道会议。湘江战役后，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1934年12月12日，党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赞成和支持毛泽东提出的上述转向的方针，但李德等人仍坚持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通道会议没有达成实行战略转兵的一致意见，但为促进黎平会议决策红军战略转兵创造了条件。

黎平会议。1934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与会多数同志的赞同，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放弃到湘西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贵州北部进军。同时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黎平会议是通道会议的继续。

猴场会议。1934年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瓮安猴场召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猴场会议巩固了黎平会议的成果。

猴场会议后，红军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遵义。此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

遵义会议召开的过程。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军事指挥和组织领导问题。

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

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而造成的。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接着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王稼祥在发言中也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提出的提纲和意见。只有个别人在发言中为博古、李德的错误辩解。李德坚决不接受批评。会议最后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然后发到支部讨论。

会议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改变黎平会议先以黔北为中心、再去川南创建根据地的决议，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会后，又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中央红军在川滇黔三省广大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

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召开后的完善过程。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召开的遵义会议，没有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此时要就多年来党的工作中所有重大问题的是非展开讨论，是不可能的。党中央对这些问题取得一致的正确认识，需要有一个过程。因此，会议决议只是一般地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也没有探讨造成军事指挥错误的深刻的政治原因。这反映和体现了毛泽东等同志的高超政治智慧。遵义会议后完善过程的会议是“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以及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

“鸡鸣三省”会议。遵义会议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召开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会议从组织上纠正了“左”倾路线的错误，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

扎西会议。1935年2月5日至9日，中央政治局在云南扎西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等一系列文件。会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扎西会议是张闻天同毛泽东紧密合作、协力领导全党全军的良好开端。

苟坝会议。1935年3月10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苟坝召开会议。会议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这也是当时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毛泽东进入“三人团”并发挥主导作用，从组织上进一步巩固和保证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

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推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书记处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这是一次重要的中央机构和人事的调整，从组织手续上完成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遵义会议的历史使命最终得以完成。

遵义会议的历史启迪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总结遵义会议的历史经验，我们获得的历史启迪是多方面的，但概括和提炼最主要、最基本的内容是五个方面，这就是：领导核心是旗帜、实事求是是根本、独立自主是关键、民主集中制是保证、党指挥枪是原则。

领导核心是旗帜。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又承认个人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作用，甚至是重大的影响作用。杰出人物通常比一般人站得高、看得远，能够集中集体的智慧、倾听人民的呼声、顺应时代的潮流、把握历史的规律、提出和解决重大历史任务、指引历史前进的方向，因而他的作用是独特的、特殊的，能对历史的发展起到加速的推动作用。虽然遵义会议前后我们党还没有使用核心的概念，但遵义会议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共28年，这28年以遵义会议为界，正好可以划分为前14年和后14年。前14年，我们党犯了一次右倾、三次“左”倾的错误，中国革命遭受了两次重大挫折，一次是大革命的失败，一次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后14年，从遵义会议开始，我们党先后取得长征的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最终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遵义会议的历史启示我们：核心就是旗帜，核心就是方向，核心就是力量；核心来自于实践，核心代表人民，核心指引前进方向，核心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新征程上，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实事求是是根本。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是毛泽东思想三个活的灵魂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遵义会议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虽然这时我们党还没有对其进行概括和提炼，但是遵义会议贯彻了这一精神，会议的各项决定是实事求是的产物，是实事求是的具体体现。实事求是成为我们党结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最有力的思想武器。遵义会议前党内曾一度出现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如果继续照搬教条、照套本本，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严酷的现实摆在党的面前。遵义会议前后发生天翻地覆的历史巨变，活生生的现实深刻地教育了广大党员和红军将士。遵义会议的历史告诉我们：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只有坚持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才有活力、才有生命力；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守正创新，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独立自主是关键。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也是毛泽东思想三个活的灵魂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独立自主，就要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我们党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我们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的，党的二大通过决议正式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其下属的一个支部。毛泽东对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有一个总的评价，“两头好，中间差”。中间差就是指共产国际对我们党内部干预太多，尤其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发生，正是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有关。遵义会议是在我们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作出了一系列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重大决策和重大决定，这些成果都是我们党独立自主取得的。遵义会议的历史表明：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中国共产党的事情要由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的实际自己来做决定。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照搬外国模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那样做的结果，不是必然遭遇失败，就是必然成为他人的附庸。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既虚心学习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又坚定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不信邪、不怕压，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始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民主集中制是保证。民主集中制是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民主集中制正确规范了党内政治生活、处理党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反映、体现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利益与愿望，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制定和执行的科学的合理的有效率的制度。遵义会议之所以开得好、开得成功，民主集中制起了制度保障作用。试想，如果没有民主集中制，会上张闻天能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吗？毛泽东能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展开批评吗？中央领导机构和军事指挥机构能够改组吗？不能。由于有了这样一个制度，党内开展了积极的思想斗争，解决了在战争环境下党所面临的最迫切、最急需解决的军事指挥和组织领导问题，既纠正了错误，又团结了同志。有了正常的党内生活，我们党就开始逐步形成了党的稳定的领导核心。遵义会议的历史证明：民主集中制作为我们党的一个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必须长期坚持。新征程上，我们要贯彻好民主集中制，将民主和集中紧密结合，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党指挥枪是原则。党指挥枪是我们的人民军队在创建之初由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确立的根本原则。这一根本原则定型于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告诉我们，党指挥枪是保持人民军队本质和宗旨的根本保障，这是我们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体现在遵义会议对重大军事行动的决策上，体现在对军事“三人团”的改组和调整上。这个根本原则，保证了红军的转危为安，保证了人民军队能打仗、打胜仗。遵义会议的历史昭示我们：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关系我军的性质，关系我军的宗旨。新征程上，人民军队必须牢牢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把这一条当作人民军队永远不能变的军魂、永远不能丢的命根子，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